大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摊在八仙桌上，最下面一行黑体字格外扎眼：报到时请携带学杂费共计200元。
    这行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，烫得周秀芳缩回了手。
    她把家里那个甚至还没掉漆的饼乾铁盒倒扣在桌上，硬幣和皱巴巴的毛票散了一桌。那是她攒了半年的卖蛋钱，加上陈志之前打工剩的一点，统共八十二块六毛。
    周秀芳枯瘦的手指在桌面上反覆划拉，数了三遍，钱不会自己变多。
    院坝里传来猪叫声。
    陈大山蹲在猪圈门口，脚边的旱菸袋已经磕出了一个浅坑。圈里那两头肥猪刚吃饱，正哼哧哼哧地拱著槽。那是留著过年杀肉，或者等著明年开春卖了给陈志娶媳妇的本钱。
    院门被推开，镇上的猪贩子老胡把摩托车熄了火，手里提著桿秤。
    “大山，想好了？这会儿还没到出栏的时候，分量不够，价钱可上不去。”老胡递了根烟过来。
    陈大山没接烟，也没起身，只是把烟锅往鞋底上敲了敲，声音闷得像被棉花堵住。
    “抓。”
    一个字，就把这两头猪的命定了。
    猪贩子进圈捆猪的时候，那撕心裂肺的嚎叫声震得堂屋窗户纸都在抖。周秀芳在屋里背过身去，抹了一把眼角，手里的抹布把桌面擦得发白。
    陈大山一直站在院子中央，看著两头猪被抬上摩托车后座。
    车轮捲起黄土，直到那突突声彻底听不见了，他才猛吸了一口早就灭掉的旱菸，转身回屋，把三百块钱拍在那个饼乾盒旁边。
    有了这笔钱，周秀芳像是个上了发条的陀螺。
    她没捨得坐车，走了五里地去镇供销社。回来时，背篓里多了一床新棉絮、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，还有两套的確良的换洗衣服。
    夜深了，煤油灯的火苗在墙上投下巨大的黑影。
    周秀芳盘腿坐在床上缝被子。那针脚密得像是要把所有的牵掛都锁进棉花里。陈志坐在一旁帮忙扯著线头，灯光映照下，母亲鬢角的白髮比去年多了不少。
    “以后去了大城市，这被子厚实，没人敢笑话你。”周秀芳咬断线头，用牙齿把线尾抿平，“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你就忍忍，咱们是去读书的，不是去爭强斗狠的。”
    陈志没接话，只是默默地把穿好的针递过去。他知道，母亲这是怕他在外面吃亏，却不知道如今的儿子，早已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
    门帘被掀开，陈大山走了进来。
    他手里攥著一个油纸包，那是包月饼剩下的，上面还沾著点油渍。
    “拿著。”
    陈大山把油纸包塞进陈志怀里，转身就要往外走，像是完成了一项任务。
    陈志捏了捏，触手温热。打开一看，里面裹著几张十元的大团结，还有一堆五块、两块的散票，凑够了整整五十。有些票子上还带著霉味，那是常年压在柜底的味道。
    “老汉儿，这钱我不能要，卖猪的钱够了。”陈志追了一步。
    陈大山停住脚，没回头，背影有些佝僂。
    “那是家里的，这是老子给你的。本来想攒著给你討媳妇，现在看来，大上海的媳妇这五十块怕是討不到了。”陈大山的声音里带著自嘲的硬气，“出门在外，兜里要有响声，腰杆才挺得直。別苦了自己。”
    陈志握著那团带著体温的钱，喉咙发紧。这一世，他要让这腰杆，不仅挺直，还要顶天立地。
    出发那日，天还没亮透，雾气把村口的石桥罩得严严实实。
    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破开了晨雾。
    张德全推著那辆除了铃鐺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槓，气喘吁吁地停在陈家院门口。
    他裤脚上全是露水沾的泥点子，车把上掛著个鼓鼓囊囊的网兜。
    陈志正要把行李往背上扛，见状赶紧放下。
    张德全也没废话，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，硬塞进陈志手里。
    “许是赶上了，陈志，里面有五十块钱，还有封信，拿著。”张德全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“我在上海有个老同学，在设计院工作。信上有地址和电话。大城市水深，要是遇到迈不过去的坎，去找他。我这老脸，在他那还能值两分钱。”
    这是一个普通乡村教师能拿出的最大底牌。在那个通讯不便的年代，一个人脉，就是一条生路。
    陈志捏著信封没有拒绝。前世他落魄时，张老师也曾想帮他，却被他因为自卑躲开了。
    “谢谢张老师，老师这钱就当是我问您借的，等我混出个人样，接您去上海。”陈志把信封贴身收好。
    “行，不过看啥子外滩，把书读好比啥都强。”张德全笑著骂了一句，转身从车后座解下一个军绿色的铁皮水壶，壶身上还有几处磕掉漆的斑驳。
    他把水壶掛在陈志脖子上，带子有些磨损，却很结实。
    “这壶跟了我二十年，不漏水，保温。火车上人杂，东西贵，渴了就喝自家的水。”张德全拍了拍陈志的肩膀，力道很重，“去吧，莫回头。”
    陈志背著帆布包，胸前掛著军水壶，手里提著母亲缝的被褥。他深深看了一眼站在雾里的父母和老师，转身大步迈向村口的土路。
    从赵化镇到县城，再从县城转车到志贡火车站。
    这一路，陈志走得比任何时候都踏实。
    火车站广场上，人像是被倒翻的蚂蚁窝。扛著蛇皮袋的民工，拎著人造革皮箱的小老板，还有背著书包一脸稚气的学生，全挤在一起。
    绿皮火车的汽笛声像是一头老牛的低吼。
    检票口如同泄洪的闸门，人流裹挟著陈志往前涌。那张硬座票被他攥在手心，汗水把票面浸得有些发软。
    车厢里是一场肉搏战。
    过道里塞满了人，行李架上堆得摇摇欲坠。廉价香菸、泡麵调料、汗臭和脚臭味，那是一股独特的、属於九十年代流动的味道。
    陈志好不容易挤到车厢连接处，这里虽然靠近厕所，味道冲鼻，但好歹有个能把脚放平的地方。
    他把行李卷立起来，自己靠著车壁，长出了一口气。
    “哥们儿，也是去上学的？”
    旁边一个戴著厚底眼镜的小个子男生凑了过来，费力地护著怀里的书包，一脸菜色。
    陈志拧开那个掉漆的军用水壶，抿了一口，清冽甘甜。
    “嗯，上海。”陈志盖上盖子，眼神平静。
    “我也是！我是去復旦的！”小个子眼睛亮了，像是找到了组织，隨即又苦著脸，“这也太挤了，我都快被挤成相片了。咱们以后可是天之骄子，怎么还得遭这罪。”
    陈志瞥了他一眼，从帆布包里摸出一个硬得能砸核桃的馒头，那是周秀芳昨晚连夜蒸的。
    “天之骄子也得吃饭拉屎。”陈志咬了一口馒头，目光穿过满是污垢的车窗，看向外面飞速倒退的电线桿。
    小个子被噎了一下，訕訕地闭了嘴。
    火车况且况且地摇晃著，像个巨大的摇篮，却哄不睡这满车厢焦虑与希望交织的灵魂。
    夜色渐浓，车厢里的嘈杂声小了些。有人钻进座位底下睡觉，有人靠著陌生人的肩膀打盹。
    陈志毫无睡意。
    他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录取通知书，又摸了摸另一侧口袋里父亲给的钱和老师的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