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从1987年毕业分配工作后，李勃的几个春节都是在所里过的。因为单位特殊，节假日值班是工作重点。別人拖家带口，李勃是单身汉，领导排班有特別照顾，自己只能在岗位上过“革命化春节”了。
李勃去年结婚了，告別了单身生活。牛长山科长对他说：“你是科里的老同志了，今年春节不让你值班了，带媳妇回家过年吧！值班我顶上去。”
其实，城市里的春节平淡无奇，与平时感觉也没多少差別，只是鞭炮比平时放的多而已。在城里过春节，都是不能回老家的，能回老家的都是要回的，成为春运的回归大军。老家在市內的，不想和春运大军同时拥挤在路上，就憋在家里找人喝酒、聚会、打麻將，稍微痛快三天，又该赶著上班去了。
回到老家过年，李勃也想重温一下旧梦，捡回那失去的记忆。以往，过年总逃不过穿新衣、放鞭炮、吃饺子、串亲戚等老套路。孩子们总盼著过年穿身花衣裳，吃点好东西，串亲戚时再挣几个压岁钱。那时，虽然生活上挺艰苦，孩子们却难以理解大人们那苦涩的笑，总是要这要那，得到满足以后就想方设法去耍，寻开心。从哭到闹，最后还是童年的欢笑。
李勃第一次带媳妇回家过年，风俗没变，只是內容改变，重点迁移了，鞭炮声稀落了，吃穿也靠后了，最要紧的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看春晚，儘管电视机大都还是黑白的，其乐也融融啊！
木兰县的农村与前几年相比，的確是富裕多了，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文化生活，都不可同日而语。但这富裕的现象背后，李勃却发现隱藏著隱患。
农户之间收入差距拉大，互相攀比之风严重，婚丧嫁娶花钱如流水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
精壮劳动力流失，农业比较效益下降，农田里留下的都是老人、妇女和儿童。
李勃为农村的现状担忧，为农业担忧。將来谁来种地，谁来保证粮食安全，谁来实现农业现代化？单靠目前留守的“三八六一部队”，怎么能行呢？
李勃曾经和元好佳说过这事，提起过这种担忧。元好佳笑著说，上有国家农业部，下有地方政府，村有党支部和村委会，哪用得著你这个小办事员操心？
弄得李勃很无语，……
李勃和元好佳因为初四要赶往黎阳探亲，只得初三就赶回郑州。回归的路上，又发现一个新现象，以往初六以后才出门的农村打工人，今年提前行动了，要去爭抢挣钱的岗位。从木兰县出门时，人还不太多，到开封时火车过道里都挤满了农民工，再到zz市里时，看到车站广场上，已经变成了人山人海。
初四出门就不吉利，大转弯处的大树上，摆开了乌鸦阵，黑压压的，欲將天空遮盖一样。
虽然起了一个大早，元好佳仍嫌李勃骑车太慢，坐在车后座上一直催赶。到花园路，李勃找个地方把自行车存好，却没赶上北去的公交车，只得忍痛掏一块钱，坐上招手即停的机动三轮车，赶到了长途汽车北站。
包里的东西很重，背著挺费力，安检员又耽误时间，上车时服务员也不给找座位。这车坐得一路都很辛苦，好在午饭前赶到了元好佳的老家。
立足未稳，一群小孩子就喊叫起来，有的叫姑父，有的叫姨夫，吆喝著李勃给岳父磕头。
李勃的老家“破四旧”破的比较彻底，过年时烧香、磕头的旧习俗早就破除乾净了，只有老人死了送葬才见到作揖磕头的。孩子们起鬨，大人们取笑，李勃被搞得很被动，也只能做做样子，给岳父磕了两个头。
大姐、二姐两家也同来串亲戚，几家人聚在一起吃午饭，煞是热闹，觥筹交错，喝酒喝到晕乎，方才散去。
初五是“破五”，在黎阳这边也算是个小年，和春节一样热闹。
李勃的岳母，是个小脚老太太，起床后到处插香，给神灵磕头。按当地风俗，只有供完香、磕完头，一家人才能吃早饭。
早饭还未吃，因为大舅哥不肯登门，三番五次派人去请，都被大舅嫂给拦住。最后，还是李勃和元好佳一起去请，大舅哥才勉强登门。
重排宴席，一喝酒才把风波平息。原来，是元好佳的过失，结婚没有和大哥大嫂说，人家拿歪（李勃老家叫拿词），也难怪不愿登门见李勃这个妹夫了。
初六早晨起床后，看到天晴了，太阳发出亲热的光芒，犹如大海上浮出一颗硕大的珍珠。著实让李勃一阵惊喜，可以名正言顺地回郑州了。
出来这几天，李勃真想回到工作岗位上去。虽说是过年探亲，但自己还是难捨那叫人迷恋的数字和报表。人就是这样难以满足，总是这山望著那山高。
风太大了，站在公路边等黎阳县城发过来的长途汽车，颳得人几乎难以站立。太阳虽然朗照，天气依然寒冷，风又很大，更觉刺骨般寒冷。
到新乡的长途汽车太挤了，一路上车內都没有立足之地，让人喘气都很困难，直挺站立根本不可能，有时全身得弯成三道弯。而从新乡发往郑州的一辆中型大客车，整车只有8个人，其中还包括俩小孩、一个司机和一个男售票员。4个人买票，只够来回20元的黄河桥过桥费，不知道这辆车是外出送客的，还是办私事的。估计是后者，李勃看到司机在黄河桥南加油站加油时非常慷慨，对加油员高声喊著加满、加满。
元好佳留在老家，准备过完元宵节再回郑州。李勃一个人倍感轻鬆，在花园路上取了自己的自行车，直奔所里骑去。